跨性別政策: 中國的職場跨性別女性：讓我補上了職場歧視這課

2024-02-24 | 來源: 希德尼尼尼Sydney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23年初，封控放開之後，我從歐洲回國，到《南方周末》做記者，見識到了國內職場對跨性別女性的歧視會以怎樣的方式發生，理解了“中國特色的”性別暴力到底長什麼樣子，只是這學習成本有點兒高。

“你在這個辦公樓見過有男人留長發嗎？”

我在南方周末的前編輯姚憶江，在我提交入職所需文件後，談論起了我的發型。姚是一個五十多歲的順直男。在這次談話之前，我知道他對我的長發有些意見，因為他曾多次試圖讓我剪掉頭發，但當他開始講“你的發型在編輯會議上被討論過，我們的總編輯對此不滿。你知道，外面有很多求職者在等著找工作”時，我仍然極度震驚。他的語氣很溫和，但言辭卻很刻薄。這一刻，我在南方周末工作時遭受的歧視從微侵害（microaggressions）變成了公然的威脅。

那時，我剛剛回到中國待了兩個月。此前我在歐洲生活了四年，這一方面是因為要完成我的碩士課程，當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新冠封控和清零政策讓回國機票和隔離變得太貴了。作為一名跨性別女性，我預料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會受到歧視，尤其是在一個沒有特定法律保護邊緣群體免受仇恨犯罪侵擾的地方，但我並不知道歧視在中國會真正如何發生。這主要是因為我的社交過渡（social transition）主要發生在歐洲。留長發，嘗試女性服裝，參加女權研討會，參加游行等等，我會說能有幸身處開明的人群中是我的一種特權。在歐洲生活時我的過渡得到了朋友們熱情的支持。然而，當我踏上我曾經熟悉的土地中國時，情況就開始失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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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Endl?sung”

我於2023年1月抵達廣州，開始在南方周末擔任記者一職。我為這個職位努力了三個多月，經歷了各種各樣的測試。我非常期待這能讓我迎來疫情後的“正常生活”。當時姚是我的編輯。我第一次與他見面是在廣州南方周末辦公樓附近的一家咖啡館。那時候我剛到廣州3天。他帶著一名女性下屬朱莉（Julie）和我一起在那裡開了個會。我湊巧幾年前因為工作原因在網上認識了朱莉。會上我們主要談論了一些關於我即將開始的這個職位一些細節，以及第二天去北京出差的事情。他在會議上形容我的發型“像個藝術家”。就在那時，他開始督促我剪掉我已經留了五年的頭發。不過這是我在一個月之後回想起來才認識到的事情。這種評價有個術語叫“不受歡迎的評論（unwanted comments）”，是權力騷擾（power harassment, パワハラ）的一種。也就是在那時，我終於明白他不會停止因為我的發型而騷擾我，除非我剪成“男性化”的短發。

我是在二月初看透了姚玩的把戲。當時土耳其和敘利亞邊境地區發生了一場嚴重的地震。國內外的新聞機構都將攝像機對准了這樣的災難。南方周末也是如此，但只是比他們的競爭對手晚了一些。他們幾乎是在全世界都知道兩國民眾正在死去的兩天後才開始組織工作。姚用被派往邊境地區做新聞報道的機會引誘我，但前提是我要根據他的要求剪掉頭發。那時我一個北方人在廣州初來乍到，還在適應這座城市裡的生活。那時候我新租的公寓，連被褥都還沒置辦齊全，晚上我還要睡床板。因此其實當時如果真要派我去，我其實有很大壓力。所以，我決定對他的“善意建議”不做任何反應。其實我一月份的時候也這麼幹過幾次，不過他在這件事上展現了驚人的毅力。他前後用這個誘餌嘗試了兩次。第一次他只是暗示交易的條件，即用剪發換取去土耳其的機會。但沒有什麼可以與他的第二次嘗試相比。為了打破我的防線，他試圖運用三十年來磨練的宣傳技巧。誤導信息（misinformation）。他試圖通過樹立榜樣的方式對我施加同儕壓力。根據他的說法，有一名順女同事莫妮卡（Monika）為了新聞事業犧牲了她的頭發。他的邏輯很簡單：“一個女人都能做到，為什麼你（作為一個男人）不能？” 姚口中的"真相"是被曲解了的，故事裡的“修剪”被替換成了“剪掉”。